[8]李少文教授提出，合宪性审查有法治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前者保证法制统一，后者反映国家机关的政治地位、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制衡、民主的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等[9]
然而，专业性是用来辅助及时性的，不能产生直接的制约效果，否则专业性与民主性无异。3. 拓展一国两制弹性空间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解决有两种途径：一种为行政长官依据基本法第50条的基本原理解散立法会。何况在香港出现紧急情况时，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是决断者而非计算者，是做事实上坏的准备而非理想上好的希望，因此强迫行政长官选择合适的而非有竞争力的权力方式，来满足这个难以确定的平衡要求，无异于缘木求鱼、削足适履。立法会审查行政长官的紧急立法是法定职责，应得到切实履行，否则有违代议制基本精神。但从紧急法治的主流发展趋势来看，经由例外法模式过渡到调适模式应该是香港紧急法治可预见的发展过程。在香港发生紧急情况时，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必然因为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行使而受到限制，因此，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实施须遵循比例原则。
（二） 对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实施司法审查的限度香港发生紧急情况时，行政长官实施紧急立法权必然会限制居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接受司法审查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不同紧急情况的发生各具规律，表现在严重性、急迫性、特殊性等诸多方面，有的紧急情况发生之前会出现一些苗头或者征兆，而有的紧急情况则在短时间内出现。陈帮峰指出：在自然法理论鼎盛时期，主观权利被视为客观法的来源，所有客观法规范都可以使用主观权利话语来解说。
但遗憾的是，因为二战后人权在诸种理念中胜出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拥获了绝对正义地位，所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也无论是在实践界还是理论界，人们讨论人权时往往都比较容易遗忘其历史文化性。[55]当代中国人权的全体性与个体性双面向体系，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基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群本位文化传统决定的结果。[3]麦克.沃尔茨（Michael Walzer）区分了厚实价值观与单薄价值观。西方人权基于个人本位，基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近代以后中国知识体系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开启了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历程，受上述线性进步史观影响，我们主动而积极地将西方概念、范畴与思想体系引进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研究中，这对推进中国的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法律制度乃至人的现代化无疑是极其必要的。[24]理性主义集大成者康德认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至高的综合能动性，因而能够为自然界立法，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然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
人权是上帝死亡后的新上帝，因而也是西方近现代历史的缔造者。人权学者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时习惯将其指向外部原因，比如存在人权恐惧症和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接纳人权的必要条件等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与中国传统关系伦理精神的内在契合。三、规范世界中人的规定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行为与行动方式的转型离不开理念的激变、刺激与化育，但更直观有效的是制度与规范世界的强制与规制。
而与此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奉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人充分享有人权等原则与前面强调的人民性原则同步提升。居庙堂之高的人权不忧其民，反而将人彻底遗忘，这是现代人权尤其是天赋人权论内在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42]参见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25页。由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营经济优先发展、实行计划经济等所决定，1954年宪法虽然在详细列举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是被拘束于全体先于个体国家与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逻辑之中的。
[27]近代独立自由的理性人理念构筑成型过程，毫无疑问就是人对神的不断质疑、批判、否定并最终实现完全超越和彻底替代的过程。在今天世界上，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有着相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却有着同样发达的器物科技文明的现象并不少见。
在今天，我们自认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自不会再有五四时期在巨大强弱张力之下深入骨髓的比较。而除了主观人权体系，还有一个客观人权体系存在于一国宪法与法律之中，即对每一个人来说有价值但难以向个人赋权的、政府不应被动回应而应予以积极保护的人权体系。
[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转引自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其中的根本缘由在于西方人权的人学预设与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关于人的观念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根本对立背反的。[61]参见齐延平：《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80-82页。一、生活世界中人的自在生活世界中的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统一，是理念和规范世界朝向的根据和对象。[46]这场论争最后以罗隆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观点并没有为宪法性文件所采纳就是明证。全体面向人权积极促进与个体面向的个人尊严、权利与价值实现了平等前行、同步发展。
西方人讲人权先于国家，这里的国家相当于非常具体的政府的概念，而中国人观念中的国家往往指的比较宽泛的文化、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52]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释》，载《法学家》2022年第6期，第6页。
本文主张必须将人权——特别是制度与规范性人权——予以手段化和技术化，也就是要在方法论而非价值论上来认识人权。人类历史转向以人权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生活世界转向以人权为本位的新形态，首先是理念世界中人的概念预设质变的结果。
罗隆基属于赞同派，他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指的是在政治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价值整合、秩序维系、行为指引是文化功能之所在。
对中西文化或曰对中国人与西方人精神最为系统和深入比较的当属五四时期的先贤。西方社群主义等诸种后自由主义思潮大多也不再将人设定在原子化独存上，而主张为日渐极化的个人人权套上公共善之轭。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运用这些二元对立文化质料和范畴体系建造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并认为现实政治是邪恶的，世俗之城是不义的，唯上帝之城是正义的、永恒的，作为上帝的子民只有绝对信仰上帝、绝对服从永恒律才能得救。[50][英]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69页。
我们也可以把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看作是十七八世纪的自然权利论的先声。[48]在制度与规范逻辑上，个人本位与人民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西方人权与当代中国人权是道不同，路相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参见王晶：《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实质》，载《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第19-20页。
就是认为欲达器物科技层面的发达，必有与之适应的西方式文明政治法律制度。这里的霸权主要所指并不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霸权，而是理论霸权，即理论领域人权之抽象理念对人之现实生活的霸权。
这场论争就是围绕人权二字是否应当载入该约法而展开的。中国知识界这样做是自觉而有意为之的，其目的就是从人的观念重造入手，培育新国民，缔造新文化，创建新国家。人是关系共在的而非原子化独在的，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人学的本质所在。其次为制度-规范层，看似历史悠久的制度与规范在新观念和革命思维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中国传统哲学自开蒙之时就是立足于人的关系共在的，就是主张对群体、对他者责任先行的。[62]那么，今天中国人权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颠倒了的人权-人关系重新颠倒为人-人权关系。
[34]参见林金忠：《理性经济人与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假设问题》，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第87页。作为西方人权哲学基石的个人本位是建立在我者伦理之上的，我者也就是查理士.泰勒所指称的自我界定的自我（Self-defining self），这种自我的构成并不需要透过自我以外的东西就能完成。
这一逻辑从该约法构造上的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执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产生实由大总统掌控）主轴上也可见一斑，即有国家才有人民、人民选举元首、元首掌控公权力。近代之后，西方子民头上的上帝死亡，个体意识成为社会基础意识。
